每个孩子在她心里都“般般重”。直到去年，年近九旬的赵巧云还帮着小儿子放羊。在她早年拉扯孩子最艰难的时候，曾有人要收养她的孩子，她哭了好几天，哪个也不舍得给。最后，她不得不带着最大11岁、最小6个月的孩子外出讨饭。尽管如此，每年春节，她还是会分给孩子们每人5分钱的压岁钱。“那日子，拔不出来的苦！”她如今回忆说。
她又上路了。走得时间长了，腿肚子越来越硬，“突突跳得疼”。终于一步一挪地捱到了西华营，她有些支撑不住了，“累得像根面条”。眼看着一趟趟从西华营到西华县城的长途中巴打身边过，她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上了一辆。为此她花出5块钱。
当赵巧云踉跄着来到监狱时，下午探监的时间还没到。她就坐在门口等。她似乎一辈子都在等这个儿子。他总是在外流浪，很少回家，一到春节，她就苦苦地等他。她还记得自己吃的最后一餐肉，是去年春节年三十，跟大儿子一起包的饺子。
不等开口，眼泪就顺着满是褶子的脸颊滚落下来。亲属和犯人只能通过玻璃两边的电话通话。她耳朵背，听不清电话里说什么，只是一口一个“彪儿”地叫，边喊边比划，急得哇哇大哭。
儿子知道母亲走了近百里路看他，他嚎啕大哭。儿子紧紧地把脸和手贴在玻璃上，赵巧云就隔着玻璃，不停地摩挲着，一遍遍“摸”儿子。
但时间很快到了。按照规定，探监不得超过半小时。又有规定，监狱不能接收外面带来的食物。于是赵巧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儿子，自己又扛起那只装着西瓜、馒头和鸡蛋的编织袋，走上了回家的路。
从大约下午4点离开监狱，她又开始了漫长的行走，走走歇歇，天一路黑下来。幸好在离家最后20里地的公路上，她遇到同村的熟人，用摩托车把她送到家。老人从编织袋里掏出原本带给儿子的那8只鸡蛋塞给他，他死活不收。这时，天早已经黑透，她“累得像团棉花”。
直到几天后，有记者从北京拜访她，赵巧云才知道自己上了报。她家里没有报纸，甚至连一张手纸都没有。她也不知道自己的故事上了互联网，她从没见过电脑。事实上，她已经8年没用过电了。
8年前，一场大雨摧毁了她住了30年的土夯的房屋，3间屋塌了一大半，她只能住到没有窗子烟熏火燎的厨房。墙像熟透裂开了的老甜瓜，一下雨就漏。她用化肥袋搭篷，躺在床上，一睁眼就能看见化肥袋上的美国国旗。她不知道那是国旗，只知道“那满是条子和星星”。
她把空玉米棒子塞满床底，因为那是屋里唯一不漏雨的地方，这些可都是做饭用的柴禾。本应吊电灯的地方，吊着竹篮，篮子里装着馒头，那是唯一不跑老鼠的地方。
她习惯了黑暗。8年里她没用过电灯，一只比铅笔略粗的蜡烛能点上半个月。屋里最值钱的一笔财产，要算是床头一桶5升的大豆油，她已经吃了8个月，还剩下小半桶。她没有牙膏，没有香皂，没有抽屉，也没有一件新衣服。家里来了外人，她甚至拿不出第二个小板凳，只能搬出一块砖头来让客人坐。客人想上厕所，她就领着走到种有三排葱的菜地。
因为感动，也因为有记者来访，周口监狱特批给赵巧云一个机会，让她可以不再隔着玻璃，而是面对面地看到儿子。听到这个消息时，她老迈的眼睛突然有些发亮。“现在就走？”她兴奋地嚷嚷着，可一下又懊恼起来，“可我带什么给我儿？啥也没准备。”
路上，监狱工作人员请老人吃饭。坐在餐桌边，赵巧云感到吃惊，她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大的桌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的菜”。服务员给她盛了一大碗面条，她吃不下，却又舍不得浪费，硬撑着吃完。因为，“麦子从出苗到收割，要经历83场雨。”她喃喃地对坐在身边的人说。
吃完饭，她紧紧攥着打包了一张大饼的塑料袋——她终于又有了给儿子的礼物。显然，她又忘了监狱不收食物的规定。
在周口监狱，赵巧云再次见到了儿子。这次，他们紧紧贴着坐在一起。因为愧疚，儿子拿手捧着脸哭。而做母亲的则哽咽着：“为了你，我的眼泪都流干了，你要好好改造，好好相信人，可不能再做那事了。”
“彪儿，我回去了，给你改名，要让全村人叫你‘改净’、‘改净’。”风烛残年的母亲发誓般恨恨地说，“你要不改净，我死都不会再看你一眼。”
但其实她知道，下次也许她还会再走上百里地来看他，只要她还有力气，只要永远离开的那一天还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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