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继续任党中央主席。这一期间，华国锋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从指导思想来说，他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路线固定起来，继承下去，于是他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主张，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果“两个凡是”能成立，那就还要继续搞“阶级斗争为纲”；那就不能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就不能东山再起，重新出来工作；中国只能困守在“文革”时代，再也不能前进一步。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率先向“两个凡是”挑战。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向党中央的一封信中，十分巧妙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的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24日，他对王震、邓力群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清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同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就提出两个令华国锋棘手的问题，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是让邓小平重新到中央工作。
      为了从理论上澄清“两个凡是”的是非，经过7个月的准备，10易其稿，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这篇文章最初是光明日报理论部组织的，后经光明日报与中央党校反复修改，最后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审定，商定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转载。这样做是为了避开必须送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审定。汪东兴也是坚决主张“两个凡是”的。
      “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就领导层来说，一些人愤怒，一些人反对，一些人忧心忡忡。反对者集中地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当然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支持这篇文章，好些家省报转载了此文。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篇文章。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说：“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得很厉害，才找来看了看。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2日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当时，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元老也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在邓小平等的支持下，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从北京波及全国各地。各省、市、自治区及军区党政要人纷纷表态。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在《理论与实践》杂志上发表文章：《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新华社对各省政要的谈话一一播发了消息，首都报纸作为要闻争相刊登，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声势。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理论上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推进了思想大解放，直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开辟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