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不仅形成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而且带动了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市场化改革以至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直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各方面的改革。
      农村改革以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制度，土地、机具、牲畜归公社，一大二公，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积极性。据统计，从1957年到1977年，我国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从40.5元增加到64.98元，20年间每个农民总共只增加24.48元，即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1.2元。同期，按人口平均占有的粮食产量，20年间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1市斤。我国农村改革开始时，1978年，邓小平说“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
      为了摆脱贫困状态，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自发起来打破人民公社制度，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得到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同志的支持。安徽凤阳是个穷地方，农民常年外出逃荒要饭。正如当时一段凤阳花鼓词唱的：“泥巴房，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在小岗村农民自发实行包产到户之前，安徽省委已经发文放宽了政策，允许建立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小岗生产队也曾分成作业组，但没有干好。副队长严宏昌向老农关庭珠请教，关说：“1961年的‘救命田’很中用，一干就增产。”于是严宏昌顶着压力，带领社员“一竿子包到户”。万里支持小岗生产队的首创精神，并亲自抓试点，包产到户很快在安徽及其他部分地区推行起来。
      安徽的做法在全国引起很大争论，安徽受到围攻。有些地区报纸发表文章,说包产到户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中央某大报发表读者张浩来信,批判包产到户,题目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在全国影响很大。安徽顶住了压力。邓小平支持包产到户，1980年5月31日在谈话中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为了澄清混乱、统一认识，中央于1981年10月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胡耀邦在讨论中针对包产到户究竟姓什么的争论问题指出：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可是有些干部、群众总是用习惯语言，把改革说成是“分田单干”，这是不正确的，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只是“包”给农民，就不是“分田”，说明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随后1982年初发出的第1个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同其他形式的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一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1983年初发出的关于农村问题的第二个一号文件，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从马列合作理论上作了阐述，说明联产承包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再后，1984年初发出的第三个一号文件，强调稳定、完善生产责任制，决定土地承包期延长到15年，给农民吃了“长效定心丸”。直到1985年6月，全国完成政社分设和建乡工作。至此，实际上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联产承包、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普遍建立起来。正如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所概括的，这一时期农村改革的中心内容就是“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
      当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发展，农业经营形式也要创新。一方面，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因为家庭经营是最适合农业特点的生产经营形式，家庭经营也是保护农民基本权益的有效形式。另一方面，工业化要向家庭经营注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