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黑暗、残酷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藏的农奴主主要是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他们不到西藏人口的5%，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据17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实有耕地300多万克（15克相当于一公顷），其中官家占30.9%，贵族占29.6%，寺庙和上层僧侣占39.5%。1959年民主改革前，全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其中最大的贵族有七八家，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克土地。

　　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90%，藏语叫“差巴”（即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和“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他们不占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领主的庄园中为生。此外还有占人口5%的“朗生”，他们是世代家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

　　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据史料记载，1943年，大贵族车门·罗布旺杰把100名农奴卖给了止贡地区噶珠康萨的一名僧官，每个农奴的价钱是60两藏银（约合4块银元）；他还把400农奴送给功德林寺，抵了3000品藏银（约合1万银元）的债。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生、死、婚、嫁大权。不是同一农奴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缴纳“赎身费”，有的是采取男换男、女换女的交换，有的是婚嫁后，夫妻双方的领属关系不变，将来生男孩归夫方领主，生女孩归妻方领主。农奴的子女一出生，就登记入册，注定了终身为农奴的命运。

　　农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旧西藏的差税制度十分残酷，有载入注册籍的永久性差税，还有临时加派的差税。据不完全统计，仅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种类就达200多种。农奴为噶厦和庄园主支的差，占农奴户劳动量的50%以上，高者可达70%至80%。据民主改革前调查，属于十四世达赖的摄政大扎的达隆绛庄园共有土地1445克，全劳力和半劳力农奴计81个，全年共支差21260天，折合劳动量为67.3人全年服劳役，即83%的农奴全年无偿地为农奴主支差服役。

　　农奴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却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经常要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高利贷年利率一般都很高，向寺庙借钱利率为30%，借粮为20%或25%；向贵族借钱利率为20%，借粮为20%或25%。

　　噶厦设有几个放债机构，历代达赖喇嘛也有两个专管放债的机构。据1950年达赖的两个放债机构有关账簿的不完全记载，共放高利贷藏银303.85万两。高利贷利滚利，造成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和以借贷人和担保人全部破产而告终的“连保债”。墨竹工卡县有一名叫次仁贡布的农奴，他的祖父曾向色拉寺借了50克（1克合14公斤）粮食，祖父、父亲和他三代人还利息达77年，总共付利息粮3000多克，可领主说他仍欠粮10万克。东嘎宗有个叫丹增的农奴，1941年借了农奴主1克青稞，到1951年，农奴主要他还600克，他只好逃亡，妻子被逼死，7岁的儿子被抓去抵债。

　　西藏地方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维护农奴主的利益。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法典规定：“勿与贤哲贵胄相争”，“下打上者、小官与大官争执者犯重罪，均应拘捕”，“不受主人约束者逮捕之”，“百姓碰撞官长者逮捕之”，“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等等。不同等级的人触犯同一刑律，其量刑标准和处置方法大不相同。杀人赔偿命价律中规定：“人有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