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时，美苏两国的战时同盟关系迅速为一种对抗性的冷战格局所取代。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美苏冷战的开始。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作为战时同盟的美国，采取了扶蒋反共、敌视新中国的遏制战略。美国在中国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构筑了所谓遏制新生人民政权的“封锁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我国沿海推行“援蒋反共”，在西南内陆推行“以藏反华”战略。因此，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深深地打上了“反共反华”冷战的烙印。

　　1947年，西藏上层分裂集团开始了寻求所谓“国际承认”的努力，企图以“盟国慰问使团”外交，出访印度和英美等国，谋求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的承认。此时的美国开始了反共反苏的全球冷战，因此需要中国成为亚洲反共冷战的战略伙伴而支持中国政府控制西藏，但又要兼顾战时盟国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立场。因此，美国的西藏政策处于两难困境中。

　　1948年后，在未经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同意的情况下，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直接发给“西藏商务代表团”签证，让他们赴美进行“西藏独立”活动。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在拉萨制造了“驱汉事件”，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美国新闻界散发消息称，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以有限的军事援助和对西藏的秘密战来遏制中国的政策，成为冷战年代华府西藏政策的基本特征。中国大陆西南部的西藏和东南部的台湾，地缘战略地位突出，成为美国在冷战中全面遏制中国的两个棋子，西藏问题成为冷战的“宠儿”。

　　上世纪50年代初，当人民解放军进军拉萨、和平解放西藏之时，美国策动、支持西藏上层分裂势力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3次策划达赖喇嘛外逃，政治避难。1951年，美中央情报局试图说服达赖外逃。195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与西藏分裂分子会谈时，答应支持“西藏独立”。1959年3月，中情局还唆使和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发动武装叛乱，帮助达赖集团重建“四水六岗卫教军”武装，资助印度与达赖集团合谋组织“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武力袭扰中国西藏边境居民和边防部队。

　　1959年3月26日，在美国国安会第400次会议上，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报称，西藏叛乱起因由于中共要绑架达赖喇嘛并强行带到北京。4月1日，国务卿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报告：“近期西藏的反叛者图谋坚持并操纵达赖喇嘛到印度，最近计划已经完成。”可见，西藏叛乱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蓄谋策划的分裂行动，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西藏叛乱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国务院组成了三位一体的西藏问题决策协调机构，而中情局成为这一阴谋干涉政策的具体执行者。

　　1959年10月，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决议，妄图将纯属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国际化，以纠集不明真相的国家介入，共同向中国施压发难。1960年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还与印度联手，在印度靠近西藏边境的阿尔莫拉一带设立谍报网，建立了3个“教育中心台”、2个“医院”和2个“麻风病医院”，这些机构组成了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基地。此外中央情报局通过嘉乐顿珠在西藏扩大间谍网，他们成立了所谓“护教军”、“民族自卫军”，把叛乱活动发展成一场袭击我人民解放军的公路之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积极支持达赖集团从事西藏分裂活动，给其武器、军训、资金、空运物资及其他所有的帮助。此类准军事活动成为当时美国西藏政策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