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尸检时，围观的群众已有五六百人。开始有人谈论，“多是对政府和公安局的不满”。

　　经过两次尸检，死者家属接受了李树芬溺水死亡的事实，也基本认同排除他杀及强奸。但他们仍认为存在“过失杀人的可能”，并将这些希望寄托在“被取走的器官”上

　　★ 本刊记者/蔡如鹏(发自贵州翁安)

　　第一次：对尸表的全面检查

　　2008年6月22日——李树芬的遗体打捞上来那天，胡仁强正陪妻子在贵阳看病。中午，他接到单位的电话，“有个女孩淹死了，要做鉴定，你尽快回来”。

　　56岁的胡仁强是瓮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科的副主任法医师。除他外，局里的法医还有两人，但一个正在沈阳学习，另一个则在见习期间。

　　18点多，胡仁强回到了瓮安。他立刻给刑侦大队城区中队中队长唐仕平打电话，让他通知死者家属准备尸检。前往停放尸体的西门河东岸的警官除胡仁强之外，还有唐仕平、22岁的见习法医魏鑫、技术科科长周芳沁等4人。

　　由于怀疑李树芬不是自杀，死者家属租了一个冰棺将尸体冷冻起来，停放在出事现场。家属还从附近的居民点接来电线，还在冰棺上用竹竿和编织布搭起一个简易的棚子。

　　当胡仁强一行人到达时，围观者已经聚集在狭窄的河岸边，“大约有六七十人，大家议论纷纷，猜测女孩的死因”。当时，人们都觉得李树芬自杀的原因“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这太蹊跷。

　　在与死者家属简单交待后，胡仁强开始检验。

　　检验时，李树芬的父亲李秀华、母亲罗平碧、干爹谢新发3人站冰棺一侧；胡仁强、魏鑫、周芳沁3人站在另一侧。整个过程中，魏鑫负责记录、周芳沁负责照相。

　　李树芬被打捞上来时，脸的右侧有一道明显的划痕。由于“不相信她是自己跳下去的”，因此，李秀华怀疑这是“抓扯留下的痕迹”。

　　但胡仁强发现，这道1.5厘米长、0.1厘米宽的划痕“比较浅”。他告诉死者家属，如果是手抓的，“宽度应在3毫米以上，并且能看见脱落的表皮”。

　　“这很可能是水中漂浮物擦伤造成的。”胡仁强分析；但李秀华不愿认可这种推测，“为什么就一种可能，也可能是抓扯时用刀逼的……”

　　由于这道划痕不是致命伤，双方都没有进行深究。

　　接下来，在褪去死者衣物后，法医对尸表进行了全面检查，“头部、颈部、胸腹部、腰背部、臀部、双上肢和双下肢均未发现损伤”。胡仁强说，所有的检查都是按照尸检程序进行的，而且当着亲属的面。

　　但整个过程，没有检查死者的外阴。

　　胡仁强的解释是，当时家属并没有质疑是奸杀，而且“当着直系家属的面，检查那里，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除了脸部的划痕外，其他较明显的尸表特征包括死者右鼻腔里有“(音同军)状泡沫”，左鼻腔有“夹杂着泥浆的血性液溢出”，口唇和双手指甲发绀，“呈青紫色”。

　　胡仁强说，这些都是典型的溺水死亡的特征，“据此可认定李树芬系溺水死亡”。

　　大约40分钟后，尸检结束。

　　在突然失去女儿并等待了整整一天后，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李秀华觉得心有不甘。但这个长期生活在山里的农民又说不出什么，最后在尸检记录上签了字，按了手印。

　　胡仁强等人离开后，家属们越想越想不通。这样“拿着手电随便照了照”的检查，实在让他们无法接受李树芬突然离去的事实。最后，他们决定去县公安局的上级黔南州公安局，申请第二次尸检。

　　这让胡仁强很意外，“当时他们并没有提出异议，也签了字”。

　　“西门河经常淹死人，此前我至少做过5次类似的尸检。”胡仁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中一次捞上来一名中年妇女，也是溺水死亡。后来调查表明这名妇女患了癌症，同时孩子考上了大学，她担心家里经济条件不能兼顾两头，就跳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