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委中也分当官的和老百姓”

　　即使在“新福利房”时代，同为部委机关，同是公务员身份，住房条件却是千差万别。

　　“我们部有的司长只住八九十平方米的房子，而有的部，140平方米的房子给人家处长都没人要！其实，国家院部委中也分当官的和老百姓！”一位公务员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

　　南方周末记者获知，目前，部长级别的官员仍是传统的福利分房。通常的标准为200平方米左右，后代对房子有继承权。而普通公务员要想获得“新福利房”，一是可以向单位提出申请，由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统一组织建设经济适用房，按建造成本价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出售；二是有地或者能拿到地的机关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再按不低于同等地段经济适用住房的价格向本单位职工出售。“分‘蛋糕’的过程，你可以想象这中间的情况会有多么复杂。”一位知情者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部委由于年头、分量、权力各不相同，其住房水平原本就相差很大，而能否要到房子和搞到地，强势部委与弱势部委有太大的区别。其间的潜规则非常丰富。而且现在有许多不合理的制度，比如，如果你的房子没有达标，就补给你一平方米2000块钱。这个制度在1999年是合理的，那时2000块钱有可能买到一平米房子，现在还能吗？”

　　另一位知情者则估计现在连总理都不知道各机关到底有多少房子。“你想，这件事一定得交给地方建委或统计局来做，可它们只是局级单位，能去调查部委有多少自建房吗？”

　　在“强势部委”中工作了5年的杨建则自嘲为“新公务员中的弱势群体”。他说自己“每天在太阳还没起床时起床，在星星开始上班时才能回到家”。

　　杨建每天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被急促的铃声叫醒，争分夺秒地洗漱，在快要撑破肚皮的公交车里，为一点点立足空间与拥挤的人群进行英勇“搏斗”至少一个半小时，才能从远在南三环外的杨桥住处赶到位于西三环三里河附近的单位上班，下班时再这样“搏斗”一场。“工作一整天，加上早晚的奔波，晚上回到家时整个人都散了架。”杨建说。

　　杨建2003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这个许多人眼中的强势部委工作，以前一直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由于马上要结婚，单位分给了他一间在杨桥的周转房暂时过渡。他也交了两次申请国管局经济适用房的申请表，但都觉得自己没什么戏，“因为比自己工作年限长的同事都没分上房呢”。“总体上说，我们这些2000年以后新进来的公务员福利都不太好。以前福利分房时代大家都穷，都住不上好房子，而现在不同了，我的许多同学都买了100平方米的房子。而我一个月只有3000多块钱的工资，按现在每平方米一两万的房价，一年买不上几平方米。我可能得工作70年才能买到一个80平方米的房子。我们也属于弱势群体，但是没有人关注到我们。”

　　受不了身体巨额透支的杨建和未婚妻已经决定在三里河附近租个房子住了，而单位给的周转房不允许出租。他们正在为高昂的租金而头疼。杨建对公务员这个职业已经开始产生怀疑，他原先最骄傲的事情是自己起草的文件仅被领导改了几个字，最后就以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他不知道这种骄傲感还能支撑他多久。

　　福利房回潮

　　“公务员的住房制度实际上是在往福利分房方向回头了。”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作此判断，“按照现在公务员工资条的收入来说，要买商品房是几乎不可能的。结果是高素质的人没人愿意当公务员——你能想象一个住在简陋的单身宿舍里的人会为全中国人民‘安得广厦千万间’而竭尽全力吗？”

　　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杜钢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谈到，公务员重新获得福利房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现行政策只明确了公务员的工资，但是对于住房、交通等方面待遇都不明确。该保障的也没有明确规定，不同部委之间、新老公务员之间差别很大。

　　杜钢建建议将公务员的福利货币化，根据不同年龄、不同级别进行分类补助。“现在许多大学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公务员不能做？关键是公开透明，把隐性收入量化，各国政府都是高薪养廉，老百姓是可以理解的。但关键是必须有各项民主与法律措施的制约，否则即使是高薪也养不了廉。”

　　(李洪、杨建为化名，本报记者张悦、马昌博、李梁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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