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评论员 余牧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治国方略，依法行政是题中应有之义。
      邓小平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段经典的讲话，已孕育了依法行政的观念。1984年4月，彭真同志讲，国家管理“要从依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事。” 依法行政，首先要形成比较完备的行政法治体系。30年来，这套行政法治体系从无到有到比较完备，涵盖了行政管理运作的全过程。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确立了行政诉讼制度；1993年，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4年，颁布《国家赔偿法》；1996年，颁布《行政处罚法》，第一次规定相对人有请求听证的权利；1997年，颁布《行政监察法》；2003年，《行政许可法》颁布，我国立法第一次确立信赖保护原则；2007年，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随着行政法治体系的完善，政府官员依法行政观念逐步深化，并且由依法行政进一步提出建设法治政府。199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依法行政”。1999年，国务院召开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发布《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2004年，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6年，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在这些文献中，把依法行政概括为6项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和权责一致。
      政府的职能定位，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导向。定位偏差和管理体制不畅，会阻碍依法行政的进程。30年来，我国依法行政能适应并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及时确定政府职能转变方向。从发展历程看，前20年基于经济体制改革要求，侧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强调政府职能和职权的有限性，要求政府行使职权必须有法可依，强调现代政府不是万能政府，而是有限政府。后10年，随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突出，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日益成为重要问题，依法行政要求关注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完善民生和社会保障机制，强调现代政府同时应当是服务型政府。200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政府的一系列有效作为，充分显示了服务型政府的效能。
      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在依法“治事”，而且重在依法“治官”、“治权”，核心是维护和拓展公民权利。这是依法行政的本质要求。30年来，我国依法行政扭转了先前对依法行政的错误观念，并使行政机关和公务员成为依法行政的自觉实践者，自觉依法办事，并自觉接受法律的约束和监督。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依法行政目标、要求和各项任务作出系统规划和安排。《纲要》的实施，建立和推动了行政执法责任制、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行政首长问责制、依法行政定期报告制、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制、重大行政事项集体决策制、立法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和听取民意制、行政决策问责制、社会公示听证制、错案责任追究制、行政裁量基准制、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依法行政考核制等一系列制度的运转，上到行政一把手，下到一线行政人员，均要受到制约，防止滥用权力。
      依法行政，一方面在政府的自觉行动，自觉践行法治，同时也离不开公众的参与、支持和监督。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法律监督；二是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与监督，如审计、监察；三是人民团体和人民群众的参与和监督；四是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