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评论员 余牧

 

      我国对外开放这个窗口，是从1979年建立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开始打开的。香港招商局是交通部驻香港的机构。1979年1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李先念副总理并国务院”报送《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随后，李先念召见交通部长彭德清、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来中南海汇报商谈。当袁庚谈到要把香港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内地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时，李先念插话说：“对，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陆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资来搞建设。不仅广东要这样搞，福建、上海等地都可以考虑这样搞。”当时决定在蛇口划出地段，建立工业区，并由谷牧副总理商有关部门落实了各项优惠政策，蛇口工业区就顺利建立起来。袁庚任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主要负责人。
      当时，由于内陆和香港经济差距太大，为了谋生，1978年成千上万人从深圳往香港偷渡，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男人光着上身，女人被撕破衣衫，像牲口一样挤在卡车上，一车又一车地遣送过来。不少人在偷渡时死在深圳湾的惊涛骇浪中。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了解到，深圳河两边差距这么大的根本原因，是香港能放手利用国际上的资金，而这边统得太死。如果不采取特殊政策，两边的差距还要拉大。1979年4月，中央在北京听取广东省委的汇报。习仲勋直截了当地对当时的中央主席华国锋说：“广东要搞好，得多给点自主权，类似联邦制。否则，广东就很难搞好。”华国锋回答说：“不要搞联邦了，给广东放点权吧！”这时静心倾听的邓小平插话说：“这个想法不错嘛！”示意习仲勋继续说下去。
      邓小平早就思考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得找一个突破口，一个试验场。在这里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探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在哪里试验呢？从习仲勋的汇报中，他想到了深圳。散会以后，邓小平和习仲勋交谈。把深圳划出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这块地方叫什么呢？邓小平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吧！”习仲勋认为这个名字好。邓小平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大政方针定下后，谷牧率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前往广东、福建具体落实。随后形成《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1979年50号文件。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是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兴办4个经济特区，本来是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一项内容。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单列出来。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有关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
      在广东、福建对外开放与兴建特区过程中，尽管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走私，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容怀疑，不能否定。1984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在几个特区挥笔题词，大力支持改革开放。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和中央几位领导人谈话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不顾有的同志怕“口子开得太多”的忧虑，说：“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样，就出现了沿海14个开放城市。加上后来上海浦东新区开发，海南特区建立等，从而形成了全国全面开放的地区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