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王长风

 

      当“宁夏图书馆”5个字被放大挂在耗资数亿元的银川市新图书馆大门上后，同心路老街墙上，郭沫若先生那早已褪色的五个字并没有拆下来。
      图书馆的老职工甘振军说：“希望能保留这个老楼作为一个分馆，这样，区里能多一个读书的地方。”
      一个五年前年财政收入才40多亿元的西部地方政府，2007年也才达到140亿元，三年内却累计投入15亿元建设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下这样的决心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支持，我们不知道。但没有人会否认宁夏图书馆等一系列耗资巨大的工程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就在50年前，在宁夏，扫盲才刚刚开始艰难的历程。
      耗巨资兴建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在中国西部，意味着非主流和弱势；但是，宁夏却创造了一项历史：这是50年来第一个为传承文明赋予了如此巨大希望的政府。
      “传承的希望”我们的理解是：外地移民从远方奔赴宁夏时怀抱着的希望；军人在爱依河巡逻时的希望；工人、农民不再为拥有身份只为拥有知识的希望；名字古怪的瘦小男孩相信自己能成为有用的人的希望……
      在宁夏，50年来受教育的范围和程度每年都在扩大和提高，虽然不如经济发达省份的投入额度，但力度一点也不比之小。宁夏的地方政府不仅在用言语，而且在行动。最深刻的不是建了几个图书馆、博物馆那么简单，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没有停滞不前，人民的知识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50年来，我们知道，我们也看到了，西部是可以改变的。
      马慧玲这样的新一代宁夏人，希望担当西部文化的守望者，在守护和传播中间为文明铺路。他们和甘振军的区别，是政治精英和知识青年的区别。
      无论甘振军的儿子能否子承父业继续图书世家的梦想，在传承文明方面，宁夏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