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牧：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发端
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评论之四

文/本报评论员 余牧

      中国农村自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直到80年代初农村改革之后，一直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生产资料归公社，社员干活记工分，按工分计报酬，粮食等农产品统购派购，农民不能自由流通，连家庭养鸡养鸭都是禁止的，称之为"割资本主义尾巴"。
      80年代初搞了联产承包以后，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是农村出现了承包大户，雇工，长途贩运，个人购置农机和农副产品加工机具，私人开办工商业，农民外出打工等现象，争论很热烈。一种意见是，担心放宽这些政策会引起两极分化，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允许农民在搞活流通，允许一定的个体经济，作为公有经济的有益补充，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可以让农民尽快富起来。
      当时中央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等支持放宽政策。1982年8月5日在陕西养麝困难情况反映材料上批示：“总喜欢办农场、吃大锅饭、赔本，为什么不搞专业户或联产养殖。”8月10日又批示了“要放宽贩运政策”的材料，针对说农民长途贩运是搞投机倒把的“二道贩子”，胡说：“不对，是二郎神”（解决农村流通困难的“神”）。10月14日邓小平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支持放宽政策，强调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这些批示对年底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起了指导作用。
      1983年初，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对于曾经争论激烈的、涉及农村个体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得以放宽，文件明确规定：允许资金、技术、劳动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多种方式的结合；允许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和雇用一定数量的雇工；允许农民个人购置大型和中小型拖拉机、汽车、农副产品加工机具和小型机动船；允许农民个人从事商业和运输业；允许农民个人或合伙进行长途贩运；允许农民个人或合股集资兴办农村仓库、公路、小水电等基础设施，等等。这在放宽政策上是一次大的突破。这在农村长期受计划经济及“左”的政策影响，经济萧条，农民生活困难的情况下，确实是搞活农村经济的一个福音。投机倒把，长期是经济犯罪的一个罪名，1997年刑法修改时取消了投机倒把罪。1987年9月17日国务院颁布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也于2008年1月宣布废止。“投机倒把”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到了1984年，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连续几年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一些产粮大省反映，粮食“卖难”、“存难”、“运难”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些省在1983年国家粮食收购单位多收购了600多亿斤粮食，农民手上还存有400多亿斤急于出售，1984年秋粮又陆续登场，粮库爆满，农村集市粮价下跌，谷贱伤农，影响农民积极性。这说明，农村建立生产责任制后，农村流通改革滞后，过去对农产品实行的统购派购制度，曾经起到了保证供给的作用，但已不适应农村新的情况。于是在1984年底的农村工作会议上重点讨论进一步改革农村流通体制问题，指导原则是在国家指导下扩大市场调整。随后1985年发出的题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文件宣布从1985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生猪、水产品和蔬菜也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其他统派购农产品，也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同时，国家决定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这是在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成为相对独立商品生产经营者后，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及时扩大市场调节，为在农村建立市场机制所作的大胆尝试。小平同志说这个文件在改革上“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
      农村流通体制改革，为在全国推进市场调节，直到市场机制改革，开了一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