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萍报道

　　“如果你不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不让你坐在台上。愿干部问责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更深入些吧！”网友清风在网上疾呼。今年9月，随着一系列重大事故的发生，中国再掀问责风暴，像网友清风这样的呼声更是遍地皆是。
　　在中国，行政问责不算是个全新的话题。“问责制在2003年非典期间，在中国大面积地被启用了。过去基本是以党纪政纪来处理官员。这也是学习国外政府管理的一些经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为《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介绍了问责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应该说，行政问责在中国时日尚短。“行政问责现在正处于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张昕副教授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
　　张昕认为，行政问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行政问责实际上是政治改革、政治发展的一个产物。“最重要的是，它可能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张昕说，而制度不是一天能建成的，需要各方面的契合。例如现在的行政官员既要对人大负责，还要对上级行政体制负责。张昕称，行政官员更重要的应该是向立法机构述职，国家目前的政治体制也是朝这个方向走，但这个过程无法在短时间内到位。
　　而行政问责的最初阶段，张昕认为是要确保在程序方面，有法可依，依法问责。例如在责任区分及相关处理措施方面等都要透明清晰。
　　就目前行政问责所存在的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庆钰对本报记者一再强调问责应该是全方位的，因为“权利和责任应该是对等的。”他表示，目前的问责一般是上级对下级，而权力机关还应该对我们的有关部门来问责，不仅仅是政府，有公共权力性质的部门、公共决策职责的部门都应该被问责。
　　在考虑到底该如何发展行政问责制的问题上，汪玉凯认为，问责制现在的问题在于没有操作细则，所以国家应该再制定一种行政问责具体实施细则或行政问责条例，进一步细化规范，使行政问责完全走上制度化的轨道。
　　在采访最后，汪玉凯满怀信心地说道，2003年之后我国问责制开始注重制度方面的建设，前年国务院已经把问责固化到法律里面，为我们全面推行问责制奠定了法律依据，比如这次大面积的问责就是有法律依据的。我们这次的行政改革，也把建立全面的行政问责制度作为这次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些都为大规模的问责制度提供了制度基础和框架。
　　“当然光靠问责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有制度基础等很多问题需要综合治理。这样才能把突发事件等问题的解决提升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步。”汪玉凯最后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