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收入分配:寻求新解来源:中国产经新闻报 作者:李金玲 李萍 日期:2010-03-11 访问量:874


本报记者 李金玲 李萍报道

调整收入分配越来越成为各界共识。
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曾表示,如果说把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看做是政府的责任,那么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就是政府的良知。
这次交流如同一个信号,在随即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这是他在一个月内对收入分配问题第二次作出明确表态。
理论上,收入分配早已是个老话题。不同的是,要求缩小民众收入差距的呼声从来没像今天这么强烈过,表示要调整收入分配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调过。
现状:乐观与悲观并存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居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同时也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快速扩大的趋势。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21~0.24,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16~0.18,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综合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
我国总体经济经济腾飞与居民收入同样不成正比。据有关方面测算,从2002年到2006年,政府收入比重上升了3.5个百分点,企业的收入比重上升了1.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却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下降了5个百分点。
“总体上,问题很复杂,有些问题得以解决,有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反而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张占斌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直言。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收入差距扩大,一方面存在历史原因,即中国现在处于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劳动力市场过去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因为劳动力的充分供应,抑制了工资水平上升,使劳动报酬不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同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资本、人力资本和土地等其他要素回报上升,也导致劳动回报相应减少。”
“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是体制问题。例如垄断部门的垄断收益、资源收益、土地收益的分配体制,很长时间以来没有理顺,使得既得利益者利用体制缺陷获得相关收益,并将这种既得利益强化、固化。此外还包括各级政府过于重视经济增长、重视投资,忽视充分就业、忽视改善公共服务等政策方面的原因。”王小鲁指出。
调整时机形成
“现在到了不能不动收入分配的时候了。”王小鲁表示。
从经济角度讲,王小鲁认为,中国经济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如果不调整经济结构扩大消费需求,中国经济无法持续发展。而要扩大内需,则必须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无奈”进行调整的背后,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对《中国产经新闻》表示,有利于调整收入分配的积极因素正在形成。
李实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收入分配上的调整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比以前降低。而日渐增长的政府财力,为调整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此外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内部基本在收入分配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为调整分配提供了方便。
事实上,“分配体制调整也是经济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合理的分配体制,不仅仅涉及到产业调整,也有利于调度社会资源,将对经济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张占斌表示。
公开消息显示,相关调整有望在两会后迅速推行。智联招聘高级薪酬顾问赵立鹏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之前最低工资标准因金融危机爆发,没有上调。如果政府支持力度够强,一些地方很可能会迅速调高最低工资标准。而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也将迅速起到增加农民收入的功效。
探索调整路径
机遇与挑战并存。各种有利因素具备的同时,调整收入分配势必遭遇各种“狙击”。
“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和阻碍。但越是拖延改革,就越会固化既得利益、强化既得利益集团,使改革阻力越来越大。建议从现在起,就应该设计改革方案,准备全面推动。”王小鲁表示。
李实更强调整体性。他说,“差距扩大到今天这个地步,是长期累积下来的,解决过程当中,不可能一蹴而就,政策设计上要考虑到长期性和坚决性。收入分配属于涉及面较广的全局性问题,所以在收入分配的设计上,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关于收入分配的政策体系。”
具体侧重点上,农民问题是全国政协委员、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建民关心的焦点之一。朱建民出示给《中国产经新闻》记者的提案概要中称,建议中央政府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特别是通过推进城市化进程,重点加强农村的城镇化建设,让更多的农民成为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的市民,让更多的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找到工作,并提高固定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游宏炳显然在“第三次分配”方面颇有心得。游宏炳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近20年来,全国先后建立了全国性基金会近百家,但多数是没有‘基金’的基金会,主要是为了安排退休干部发挥余热设立的,虽然也可以支持一些事业的发展,但资金力量很有限,难有大的作为。”游宏炳说,应调整设立基金会等慈善机构的政策,积极支持和鼓励先富裕起来的个人、民营企业和团体设立慈善机构,并引导其将部分财富回馈社会。

(责编:张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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