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临崖危言：快速而坚决的大国变革中国产经新闻网

“刻不容缓”——这是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作出的表述。
此前的《人民日报》一篇评论文章，已经对“刻不容缓”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释放出了强烈信号。这篇标题为《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的文章署名是“任仲平”，而这一类谐音为“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评论文章往往传递着来自高层的重要政策信息。
这次的文章语气显得更为坚定和迫切。文章的开头就语意凝重：“2010年，本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中国的现代化，又到了一个攸关未来的路口。”这一时间点，被作者描述为“1949—2049”这一中国现代化时间表“前后半程”的分水岭。
“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文章显然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决定中国后40年现代化命运的一项重大抉择。虽然这样的论断早在党的十七大中就已提出，但近些年来在具体贯彻落实上却被打了折扣。
金融危机的到来无疑是采用“当头棒喝”的方式敲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临崖警钟。全球金融海啸的突然爆发使得2009年的中国经济一度面临“极其困难”的不利局面，也令解决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等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与体制性矛盾的任务更加迫切。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带来与国际市场‘同此凉热’的高风险度。一旦危机席卷全球、外部需求急剧下滑，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就必然因为出口的自由落体式滑落而失去平衡。”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世界工厂’的光环，掩不住90%的出口商品是贴牌产品的尴尬。在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啸里，这些没有自己‘头脑’和‘心脏’的贴牌企业更容易‘沉没’。”
——“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这就是我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发展方式。这样的发展方式不够注重结构的优化、效益的增加、过程的可持续和成果的共享，难以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快与好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
这样的警世危言释放的时机选择在每年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全国“两会”前夕，自然显示出了一种急迫而又坚决的语境。
尽管在金融危机的风浪中，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较早地摆脱了深陷泥潭之苦，但也让中国人看到了“不变不行”的现实忧患。“不变则罔，不进则退”，“危险往往在危机结束之后”，“机遇稍纵即逝”——这样的急迫语言潜藏着对现实的深刻反思和忧虑。而这样的“居安思危”的理念，正是一个成熟大国的发展思维。
今年是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是全面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为“十二五”发展打好基础的重要一年。而通过大力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摆脱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政府投资、低附加值商品出口等传统痼疾则是必由之路。
同时，从外部环境看，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世界各国都在努力通过新科学技术革命成果带动经济发展，引领世界产业走向。中国经济的传统模式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虽然经济总量很大，但得到实际效益却相对较少，忽视资源环境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也难以适应未来低碳发展趋势，外力也让中国不能再沿袭旧历。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连提出了“八个加快”，并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工夫、见实效。”而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经济领域必将进行一场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深刻变革。
“刻不容缓”的临崖危言警醒我们：快速而坚决的行动才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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