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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事彩礼定准 宜引导不宜划定
2017/1/11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 作者:于淼

本报记者 于淼报道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结婚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范畴内可谓人一生中的大事,一直以来,在我国大多数地区,结婚时男方给女方准备彩礼的这一风俗也早已成了一桩婚礼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彩礼数额也日渐水涨船高,让很多普通家庭负担不起。民间流行的“万紫千红一片绿”“三斤三两”让很多男方家庭听见就头皮发麻。

2016年11月28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会议,要求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大操大办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2016年12月27日,濮阳台前县下发《台前县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建设“德美台前”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以及《台前县农村红白事标准参照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简称《指导意见》)等文件,对红白事的彩礼、酒席等标准提出指导意见。其中,文件中提出:“把婚事彩礼不高于6万元作为指导意见宣传贯彻始终,发挥民间媒人最直接的正面宣传教育作用,坚决杜绝民间媒人哄抬彩礼现象。”

台前县出台的文件不仅对红白事的彩礼以及酒席标准提出指导意见,还规定对于在操办过程中据不遵守的村民要第一时间介入制止,必要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惩戒。文件出台后,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有的网友非常认同政府的做法,认为此事应该进行统一管理。有的则认为政府应该对老百姓引导教育,而不是强制命令。

结婚原本属于私事,现在却要受到监管。对此,有业内人士质疑,此事由政府出台文件进行干预是否恰当?

是否恰当待考究

对于网上的质疑,1月4日,台前县文明办主任蒋坤对媒体表示,相关文件不会强制执行,只是一种引导,接下来会按照程序修订,是村规民约,让村民自治,这样去做。”此外,蒋坤表示,目前也不会对违反行为进行处罚,“就是引导教育”。

此说法似乎与文件内容不太相符,但也算正面做出了回应。具体情况还要看政府究竟如何执行。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何精华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在中国农村的很多地方收送彩礼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只不过有些地方彩礼收的会比较高,比如在河南的一些农村。个人认为政府用出台《指导意见》来直接干预这件事情不是特别恰当。

“从理论上讲,作为公共权利象征的红头文件,应该更多地关注大多数人都关注的一些公共问题。所以从概念来看,农村每年嫁女儿家庭的数量在人口总量当中总是占比例较小的。而且农村嫁女儿的家长当中也不是每个人都都会收取过高的彩礼。这样的话收取高额彩礼的现象比例就更小了。一项政策包括红头文件应该代表公共权利,政府用出台红头文件的方式解决彩礼过高的问题显然是不太合时宜的。”他进一步指出。

“因为没有直接有效的方式确保《指导意见》的落实,想必最终还是会不了了之。”何精华坦言道。

的确,若是婚姻双方达成协议给女方高额的彩礼,一定有很多办法不让外人知道,从而躲过监管和惩戒。你情我愿的事,政府部门又能拿人家怎么办呢?

但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屾山律师却不这样认为,岳屾山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这是属于民间习俗的一部分,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对于社会上一些好的风俗可以起引导作用。可能给人感觉政府管得太多了,但我们还要看这个文件是政府的哪个部门出台的,出台的初衷是什么,最终是不是强制性质的,如果是提倡性质的话,无可厚非是老百姓可以接受的。

由此看来,《指导意见》的出台是否合理关键在于政府有关部门是以强制性质执行还是提倡性质执行。

强制执行有风险

“假如政府或者权威机关采取了干预行为,用红头文件硬性规定能收多少不能收多少,不能说非法越权,但至少不是非常恰当的行政行为。而最后这个干预行为的效果也是差强人意,达不到它出台文件的目的的话,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将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不是所有的领域都能直接干预。”何精华说道。

但是,也有人对此持不同观点。在中研普华研究员祝大荣看来,作为地方政府有倡导健康文明风尚的义务,出台“彩礼指导标准”是为了维系社会风气的好转,从初心上来说是善意的,从现实来说是需要的,切合了我国倡导的公序良俗。

话虽如此,但如果按照《指导意见》原意,对于村民在具体操办过程中拒不遵守已列入本村村规民约规定的红白事相关标准,村“两委”干部和红白理事会成员要第一时间介入制止,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负面曝光和集体不参与其红白事等方式进行惩戒。很显然,此做法是属于强制性执行,想必后果也是不尽如人意的。

对此,何精华也表示认同,他告诉记者,这个红头文件强制干预的话,很多老百姓很可能会有抵触情绪,增加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因为中国收彩礼的习俗由来已久,有很长的历史,靠短期的政府红头文件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不得不承认政府可能也是好心,但是到最后办的事却不见得能够让老百姓接受。

他进一步指出,政府在采取红头文件发文来干预某一项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问题时,一定要根据他所干预对象的具体情况来确定相应的手段。比如有的问题可以采取直接的行政手段,有的只能采取间接的手段,有的则需要采取经济手段。在制定政策或者在发文件之前一定要针对我们所界定的问题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如果达不到预想的效果就换一种方式,直接的干预不行就换成间接的手段。这样既不会损害党和政府的权威,也容易被干预的对象所接受。

岳屾山也认为,政府在看到了民间的一些现状后出台一些政策来引导其实是值得提倡的,需要得到肯定和鼓励。但是也要注意方法和方式,避免引起百姓的逆反心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对于执政者或者说社会管理者的一个考验,他需要在出台各项政策的时候更有智慧,进行认真地调研,出台的政策能够既符合民意又顺应了社会现状,又能符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

多管齐下树新风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高额的彩礼不仅让攀比之风盛行,还加剧了很多农村家庭的负担,许多农村有儿子的家庭结个婚简直要了老两口半条老命,一场如梦般的婚礼过后,就只剩下无尽的债务。

由此看来,高额彩礼的事情一定要解决,但既然政府出台文件不一定能解决高额彩礼的问题,那究竟应该如何解决呢?

“这个问题要妥善地解决需要多管齐下,政府可以倡导文明新风,可以请社会组织等来参与促进,授意给街道社区,由他们出面教育引导老百姓。更多地应该通过间接的方式,比如说过去长期采取的宣传移风易俗,树立婚事新办的正反两方面的典型编故事以及用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比如戏曲表演、相声等形式间接地教化老百姓来提倡社会文明新风尚。但是唯独不能用红头文件,特别是用带公章的文件来干预。实际上这种干预也起不了太大作用。”何精华坦言。

“要彻底解决该陋习,首先要加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其次要加大农村山区扶贫力度;第三要依法打击婚姻买卖行为;最后一点要规范农村婚姻中介行为。”祝大荣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另外,岳屾山认为,想要实质性地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很快就能见效的,而且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抵触心理,因为毕竟是政府发文。想要实际地解决的话可能还是得从社会的这个层面来考虑,包括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收入等方面来综合考量才有可能会得到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从女方家庭的角度来讲,“即使在收彩礼的家庭当中,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有些富裕的家庭收取高额彩礼确实不应该,但是对于有一些条件比较困难的家庭,比如说有人生病或者天灾人祸,彩礼问题可以两家协商。如果男方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而且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多收一点彩礼也是可以理解的。”何精华指出,一方面我们不赞成农村的这种收取高额彩礼的风俗习惯,但是也不代表政府可以出台红头文件来直接干预。

从男方的角度来讲,“彩礼一般来讲也是要量力而为的,如果说因为彩礼从而导致这个家庭的经济情况恶化的话那就不合适了,但如果对于一些比较富裕家庭的话,彩礼对他们来讲可能不会是一个很重的负担,那人家愿意给多少其实来讲还是属于自己的自由。”岳屾山说道。